殷墟原名北蒙,是商朝中后期国都,商朝人称其为大邑商,后世则称之为殷墟。
自第19位商王盘庚迁都于此,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时间长达273年,占商朝国祚时间的49%。末代君主纣王继位后,扩建殷墟南面的军事要塞—沬邑(朝歌),增设为行都。
(资料图片)
公元前1046年,周武王姬发以“殷有重罪”为由,率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,出兵攻打朝歌,商纣王兵败自尽,立国500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,而昔日的大邑商也被新的京师镐京所取代,沦为了后人眼中的殷墟。
1928年,殷墟正式开启了考古发掘,经历90余年的考古工作,已清理出的大小墓葬超过1万座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墓地延续时间判定,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。
其中:殷墟一期对应的是商王武丁前期,二期对应武丁至祖甲时期,三期对应廪辛至文丁时期,四期则对应帝乙和帝辛(纣王)。
这也就意味着,殷墟四期的文化面貌,可以窥见商朝末世景象。但殷墟四期的考古发掘,却与传统印象中的末世王朝大相径庭。
首先是墓葬,墓葬的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当时的人口,而人口的多寡又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。在殷墟西区、孝民屯、大司空、戚家庄等墓葬区,年代落入第四期的墓葬占比均超过62%以上,这意味着,商朝在纣王父子统治时期,国都人口数量超过了一期至三期人口数量总和。
而在社会人口构成中,占比最多的是自由民,第二是奴隶,第三是军队,最少的则是王室和贵族。
其次是建筑,殷墟发现的族邑聚居区,在第四期时出现了数量庞大的“四合院”式建筑群,建筑的数量和复杂程度绝非此前的半地穴式建筑可比。此外,以血缘为纽带的不同族邑家族墓地之间的“空白地带”在逐渐消失。换言之,当时国都的土地利用率在大幅提升,其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。
第三是青铜器,商周是古代青铜铸造的鼎盛时期,但与西周传世青铜相比,殷墟此前出土的中晚期青铜器器壁较薄、纹饰也较为简单,给人造成一种末世王朝国力衰退的景象。
但殷墟四期考古发掘证实,纣王统治时期,商朝青铜器出现明器化,器壁较薄的青铜器事实上是专门用于随葬的陪葬品,而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不仅没有出现所谓倒退,反而出现了技术革新。
体表现为体大、壁厚、造型新颖、纹饰精美繁密,此前被认为是西周初年才出现的华冠凤鸟、方座器等新礼器在殷墟四期文化中找到了陶范(浇注器具的模具)。青铜器铸造形制的革新,离不开强大的国力做支撑。
显然,殷墟四期所呈现的种种欣欣向荣的奇景,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,更不符合武王伐纣所宣扬的纣王残暴导致众叛亲离、国势衰微(周武王伐纣誓师词:今商王受……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……俾暴虐于百姓)。
而周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,也往往将胜利的原因归结为纣王的逆天命和周武王的顺天时,却绝口不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:武王伐纣时,商朝军队的主力并不在国都,而是远在东夷。
事实上,就连西周自己的文献都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。一方面表现的是纣王大军的临阵倒戈,武王仅用一夜时间就顺利灭亡了商朝,另一方面却又记述此次战役血流漂杵,俘虏无数。
而殷墟四期所呈现出的景象,可以说揭穿了这个弥天大谎,商朝的灭亡绝非自身衰败,众叛亲离所致,而是有诸多偶然因素在内,其中既有主力外调,也有周军攻击的突然(周武王行至牧野纣王才得知)。
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刊载的研究员岳占伟的研究中就指出:商朝被周人灭国,原因很复杂,并非是因国力衰败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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